（三）现有主席团产生办法引发的合宪性问题 从前文可以发现，主席团实际产生办法与相关规定之间存在冲突——实践中对主席团名单草案采用一揽子表决的办法予以决定，使得代表无从对其中部分候选人表示赞同、反对或者弃权，更无从另选他人，大幅限缩了代表的选择权，事实上将选举变更为决定，即，代表既不能提名候选人，也不能选择性地投票，只是概括表示同意、反对或者弃权，[11]从而滋生疑问：这是否不当限缩了代表选举权，违反民主原则，以致违宪或者违法？尽管表面上看，的确存在疑问，但现行主席团产生办法是否实质违反宪法和法律，则应综合考量它是否会影响人大功能的有效发挥予以确定，易言之，它应当兼顾民主原则和效率原则，即应当综合考量主席团权力性质，主席团人选确定过程，对人大功能能力的影响，人大和主席团规模、会期长短以及代表的质性和政党影响力等多项因素予以判断，下文将就此予以讨论。
在武汉等城市因疫情防控而被封城后，市民的出行自由、经营自由和财产权等依法受到缩减，但公权机关同样应确保其核心权利获得保障，而不容被削减和排除。人性尊严在此同样被置于宪法的最高价值的位阶。
这次疫情已经证明，这种做法不仅会成为政府难以承受的重负，也会严重伤及疫情信息发布的及时、准确，并最终造成传染病的大范围扩散。而这正是基本权限制的根本界限。上述条文授权有权机关为防控传染病疫情而采取必要的应急手段。对于处于天平一端的权利侵害严重性的比重判定而言，首先应考虑所涉及的基本权在整体权利体系中的位阶次序。注释: [1] Reinhold Zippelius, Allgemeine Staatslehre, 15. Aufl., 2007, S.301. [2]《传染病防治法》第12条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必须接受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机构有关传染病的调查、检验、采集样本、隔离治疗等预防、控制措施，如实提供有关情况。
1.法律保留与应急防控的矛盾 但伴随疫情的蔓延，很多地方政府已开始在上述法律基础上对应急手段和限权措施不断加码。（四）控制或扑杀染疫野生动物、家畜家禽。生态宪法和法律行为本质上属于社会性而非个体性的行为，应当注重不同主体之间行为的相互影响性及社会利益性。
近年来，除了其他学科，法学界对生态人概念也进行了较系统的研究。[[xxiii]]李惠斌：《生态权利与生态正义—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新视野》2008年第5期。[19]关于权利的生态观念变迁，参见江必新：《生态法治元论》，《现代法学》2013年第3期。可见，生态文明法治保障体系是一个涵盖多方面内容的制度体系，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也是当下生态宪法发展的重点内容。
（一）第一阶问题 生态宪法学研究所要应对的第一阶问题来自实践层面。根据系统论功能论[6]的观点，任何基于对具体社会现象和问题的理论研究，均有内在形成为某种理论体系甚至系统化的趋势。
它规定人们在利用保护自然环境方面的准则。因此，对于生态人的认知应实现三个转变，即从个体界定到集体内涵的转变、从权利单向度到权利义务双向度的转变、从强调人的个体因素到人有机融入整个生态系统的转变。生态更强调多重环境要素之间的和谐共生关系，既关注各环境要素之间的内部协调关系，也重视环境要素与其他要素之间的外部交互关系。如二战以来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已在世界多国宪法中得以体现，典型的国家有泰国、印度、亚美尼亚、希腊、美国、德国等。
同时，也将促成宪法的理念变迁、行为模式与制度安排向更高级生态意义转变。只有在环境保护这个语词中，才有我们讲的环保的意含。将生态文明的宪法与法律规范体系有机融合到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建设当中以及用法治方式和手段保障生态安全即生态安全保障体系的建构要遵循法治化路径[[xxix]]等等。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单独用一个部分（第八部分）专门规定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二）第二阶问题 生态宪法学研究所要应对的第二阶问题上升到理论层面，从而形成理论初阶。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生态文明建设要迈上新台阶，应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以及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等六项基本原则。
所谓生态行为的合理性,是指由于生态建设实践的前沿性，会出现生态法律规范未明的情形，此时生态行为的行使应该合乎生态利益的常识常情常理。2019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撰文指出要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张震：《公民环境义务的宪法表达》，《求是学刊》2018年第6期等。充分注意义务要求充分尊重国家、社会、集体以及其他公民的生态利益，属于生态人在法的框架内行为规范的较低层次要求，为生态义务的基础环节。[[v]]较为分散的点状问题的理论研究，既为环境问题全新理论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坚实基础，同时也为更系统地解决环境问题提出了内在体系化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最有力地表明了生态与文明之间的内在关系，即生态文明建设已与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历史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xiii]] 不管是基本的知识来源、基本范畴还是研究思维和方法，生态宪法学都带有明显的宪法学特征，属于宪法学科的新发展领域，整体可算是部门宪法的重要一支。国家与公民的生态行为、生态义务得以有效规范和阐释的前提在于特定的宪法生态观。
生态环境治理属于党执政的重大政治问题且关系党的根本使命宗旨，同时作为重大社会问题关系到是否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依归与评价标准。因此，生态权利与生态义务的复合性既表现为积极权利又表现为积极义务。
[14]我国《环境保护法》明确地表达了保护环境的立法目的，其第1条就开宗明义规定：为保护和改善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9]关于环境宪法的理论动向，参见张翔：《环境宪法的新发展及其规范阐释》，《法学家》2018年第3期。
很多情形下，生态政治、政策与法律规范无法完全分开。[[xix]]因此，生态人是对传统的法律人概念的革新，在有关生态建设的理论研究与实践中，应当将生态人进行类型化分析。
而时隔40年的2018年修宪，生态文明被首次写入我国宪法，某种意义上也可说是这种差别的宪法体现。[17]在笔者看来，法学上认识和把握生态人概念，应体现如下逻辑。环境是指周围地方的情况和条件。王利明：《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1期。
（2）为全面推动绿色发展提供法治理念与方式、制度的支撑。其二，狭义的生态制度，主要是指以生态法律规范为基础所形成的宪法和法律相关制度。
作为一门新的子学科，生态宪法学应确定自己的学科定位与基本范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在彰显其自身根本法属性的同时，对于宪法本身也会产生深刻影响。
尽量改善意味着对生态宪法中环境保护的超越，对趋于恶化环境的改进以及对未来更好生态环境的打造。（4）具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法治意识。
[[xxv]]生态文明建设的内涵和实质要求权利义务二者并重。（一）归属于部门宪法 部门宪法归属于宪法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吕忠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法治思想研究》，《江汉论坛》2018年第1期。[[vi]]生态是指生物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
保障公众健康强调了对公民的人格权保护。[15]有关生态法的表述，请参见王树义：《论俄罗斯生态法的概念》，《法学评论》2001年第3期。
从宪法视角观察其实质内涵可诠释为：通过尊重和保护生态环境，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向往与诉求，切实实现环境治理的现代化，保障国家与民族的永续发展。[12]实际上，部门宪法更充分地表现为宪法分则，其通过宪法规范和社会各个功能领域之间的实质性连接，借此完成宪法原则、价值、精神对社会各个领域的渗透和指引。
主要分为三个层次：（1）初阶生态义务，即充分注意义务。莫纪宏：《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法治思想的特征》，《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等等。